这回在朝天门码头相遇，遇到郑东的第一句话就是：“郑东兄，
还记得前几年，我陪南风顺流而下，在古都市密谋为江汉市新闻出版局老局长鸣冤的事吗?老兄你拍案而起，勇冠三军，报告文学写得好呀，搞得江灵王很狼狈呢。”
“记得，记得，还是你老弟策划得好，兄弟我冲锋陷阵在前，老弟你出谋划策于后，我等配合默契，使贪官和那小奸商下场都不太妙呢。江灵王不是被罢黜了吗，看来民心不可欺呀，你我兄弟志同道合，几番遇合皆是顺江流而下，岂非天意。”郑东豪爽地一笑，与小处长握手，还象征性地拥抱了一下。
当晚，在闷热的三等舱内，6条汉子脱得赤膊条条，只穿小裤衩。小处长手中摇着一把纸折扇，像是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那样，演说郑东一番：
“郑东者，今之谔谔之诤臣也。当高位之人，独霸一方，权势熏天，如a省过去谭冠操弄权柄之时，必然使一些人熔铸阿谀奉承、
柔顺卑恭的“妾妇”人格。他们为了维护个人或者家族的利益，闻风奉命，曲意迎合，变着法子讨权势者之欢心。而就人情而言，再英明的领导，也不可能讨厌柔顺之人，所以他们大都平安顺畅，飞黄腾达。这样，那些心术不正的一把手之个人意志，因缺少平衡制约力量，则可能导致局面日益衰颓糜烂，终至不可收拾。而这糜烂的败局由阿谀者滥加吹捧，却在假话、空话、大话的狗皮膏药下依然华丽其表，败絮其中地呈表面繁华之假像。而敢于从本系统和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坦荡直言，戳穿假像者，从来寥寥。即便英明的领导，也不会喜欢谔谔之净臣的。因为这些人的直言往往会挫伤领导者的自尊，损及当权者的威严。这种效应是立竿见影的。
其有利社会有利民众的效应，则在有待于遥远的日后才能体现。
所以直言者常常命运多蹇，官运不佳。然而尽管人数寥寥，却也不绝如缕，原因就在于士人的社会良心在起作用。中国传统的‘士志于道’的人文精神，使这批知识分子又区别于一般的文化人。相反，那些谄谀者、弄权者是以当政时的高贵地位和失势后遭受社会谴责为代价的，而正派的亢直者却可能常常获得历史和社会赐予的花环。历史不是以利害为价值原则，而是以是非为价值原则的，
因为社会不是以功利为标准去衡量人，而是用公道良知来评价一个人的。还因为有了历史，亢直者就不会绝迹，否则铺天盖地而来的便只有媚脸和谀笑了，社会便会一天天****而毫无希望了。”
演说到这里，小处长喝了一口浓茶，下意识地舔了舔薄薄的嘴唇，继续有声有色地演说下去：
“郑东者，今之‘狂狷’之士也。‘狂狷’者本身就是带有情绪化的人物，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就像是长江的潮水起落一样，随缘而起，随势而去。其‘狂狷’之态就是孔子所言的‘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的自大和自适的并存。嵇康的率性自为，李贽的‘童心’如初，龚自珍的剑气箫心，郑板桥的难得糊涂，都可能在这类人的身上体现。诚如龚自珍写的那种‘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的心态。自珍直言少年时的真挚坦诚，壮年之后为了寄生官场，时而假装糊涂，时而略显奸诈，湮没了自己的真性情。这真实的赤子之心也只有在摆脱了现实后的梦中才能见到。因而，这类人刚肠疾恶，遇事便发，然而对人处事又疏于计谋，天真坦白，不谙权变，屡遭暗算。于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又难免了执拗而不肯妥协迁就，此种性格决定了他的不见容于世俗，而酿成性格的悲剧。如此这般强烈的人世情怀，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刚烈性格，使其碰壁甚多，又难免徘徊于玩世的‘飘逸’之间，这就有点以东方塑的幽默来游戏人生了。其实际还是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儒道互补似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执着和豁达。因此，信奉中庸之道的孔夫子说‘不得中行，必也狂狷’。对于那些表里不一，心口相背之人，也即阮籍视为‘外厉贞素淡，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的两面人格、
伪君子似的‘乡愿’之人，产生本能的反感。如此‘乡愿’人格往往是融注进欺骗和阴谋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私利。故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有“荣进之心日颓，任意之情转笃”之说，于是便‘无欲则刚’起来。此“刚”非谭冠之流“刚愎”之刚，而是屈原、李贽之辈的刚强之刚。此刚总与坦诚、直率相伴，这种人不太容易成为名宦，
却极易成为名士。对这些明显的优点和明显的性格缺憾，郑东纵观历史当是极为清楚的。因此，对于人格扭曲，献媚取宠是极为不屑的。除尽心尽力，甚至是非常愚蠢卖力地做好本职工作外，就是留心于诗文书画，涉猎琴棋垂钓，寄情于玩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