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观念的不同，带给了一种全新的叙述和时的全新感受。这当是文学中性表现值得十分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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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期的心理分析/艾晓明（1）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革命与恋爱这两个母题常常分不开，甚至，像一对感情不好的夫妻，互不讨好又合法地同居在一起。于是当批评革命文学的公式化现象时，产生了“革命加恋爱”这个贬义的批评术语，而在50年代的革命文学中，又出现了“志同道合”或“人性论”两
种表现模式。虽然时代有别，但在有一点上是不约而同的，即在三四十年代及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或不革命的恋爱中，恋爱本身，均不涉及性。所以无论志同还是志不同，爱本身是带情欲色彩的，它或可称之为意志之爱或意念之爱，总之，爱的核心以思想、观念为主。这可以举王蒙中一首情诗为例，这诗的题名就叫：《给我一点意见吧》。当然，这也不是说，写实派作家王蒙在这方面胡编乱造，相反，我倒趋向于相信，五六十年代的人们就是这样恋爱、这样看待恋爱的。这也合于伟大领袖的教导：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大家都在有缘有故、思想缘故上做文章，这样，革命文学中的爱可能成为思想斗争、###的扩大、延展、继续，并且基本上不涉及性欲。这种无性之爱与恨泛滥于革命文学，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新时期文学中，张贤亮的作品以其对性的大胆描写首先在这一题材疆域打开缺口，引人注目，正是他把这个一直不为人正视的东西，人的本能，人身体所强烈感到的饥渴——食物与性，引入了作品。张贤亮把革命加恋爱中的恋爱行为变成了有性的行为，这恋情才算多少走出了意志、意念的圣殿，带上了心灵与r体的双重色彩。
但是王小波仍不属于这个经过革新了的叙事传统。出生于书香门第，成长于###年代恢复高考后就学于商品学系，后又到美国留学，拿到文科硕士学位，他的经历显得杂乱无章，略为显得杂而不乱的则是，当他年近不惑重新开始创作时，始终把我们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它被叫做革命、在我们已往的意识及其文学中——把似乎已成为逝水流年的革命时代，作为一个基本的叙事母题。只不过，作为定义，王小波宁愿向一个西方传统认同，这正如他的自述所说：“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维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本书和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在西方文学中，乌托邦曾经是《理想国》，是《太阳城》，这些代表了人类的理想与完美之追求的作品要算正面乌托邦，但是在20世纪，反面乌托邦作家描写的是一切都按完美的模式铸造出来却完美得让人受不了的地方，因为它的完美，人不再成其为人，而成为《动物农庄》里的羊群。反面乌托邦影s了20世纪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20世纪以前的人没有感受过它，也就没法想象出这么一种文学意象来。而不管反面和正面，乌托邦本意是空想，就是说它是与现实对立的，不现实的东西。而我们现在居然经历了作为历史的乌托邦，所有世界上通用的语汇难免都分错了位，正像指驴为马、指东向西、一切都乱了分寸。那是怎样一种情景？你又如何去分辨这个革命时代有多少可取之处，多少不可取之处，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还是五五开？不，王小波根本就不上这条分清主流与支流的习惯轨道，他就照乌托邦本来的面目去写，照它本来的真幻不清、混沌混乱、照它的语言、语义、逻辑、心理的悖论面目来写。这里有的不是是非，而是一种全体荒谬，从前提到一切具体结论、细微末节的荒谬，但不是西方现代派作品中的无理性荒谬，而是有理性的，所有的荒谬背后都有一整本革命时期的逻辑推理。
这样，王小波就在《黄金时代》之后，写下《革命时期的爱情》，探讨性a这个问题。主人公还是叫王二（王小波中许多叙事者共有这个符号性质的名字），这回的王二除了长相凶恶丑陋、个子小、毛发重之外，像其他王二，也像西方黑色幽默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一样，是个非英雄的小人物。时值70年代，王二，是北京某豆腐厂的小工人，被疑为厂厕所y画的作者，这样，由于这个怀疑（恰巧他是个绘画爱好者）他就陷进了一个自己没法儿选择又没法儿逃脱的迷宫了（迷宫是王小波主人公的基本命运和处境）。在他面前，受到怀疑而被朋友掏兜、发现被掏兜而出手打人、因打人要被治罪送去劳教、因害怕劳教而老实接受团支书x海鹰的帮教、接受帮教后p股生了痔疮、交代自己1967年参与派仗与姓颜色的大学生恋爱……这些个圈圈套套一环套一环把王二绕了个结实；情节就在这一边结套一边解套的同时、回环往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