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比较稳定的，还是我和刘真的关系。我不担心她，她也不担心我。我们象两颗亿万年前的古生物化石，早就定型了。不容易再变了。我们彼此之间高度信任着。刘真是那种很会调节生活的人，她并不要我每天都给她做饭，她知道那样会把我弄腻的。每周都有几顿饭放在外面吃。她开着车，拉着我，满上海找吃的。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有时为一顿饭跑几十公里路。装一肚子饭，经过一路颠簸，回来时胃又空了。又找个地方吃。有时我们也会玩到很晚才回家。在外面，我们也象那些小青年一样，手拉手地坐在石凳上，互相依偎着，情意绵绵地看着路人，也接受路人对我们的观看。
那天晚上在淮海路上，我指着刚刚嫁接的一棵树问她：“你知道农民是怎样形容果树嫁接的吗？”刘真说不知道。我说：“他们编的顺口溜是：你不嫌我小，我不嫌你老。只要是皮挨皮，r挨r，照样活到老。”刘真说：“这不是在说树，是在说我们。”我说：“你又不老喽。”
我们过得都好。过得最让人焦心的是小胖子。都是因为母亲的病。自从上次母亲得知他要买房结婚后，她的健康状况一直起伏不定，时好时坏。弄得小胖子不敢再把有关房屋装修的资料和刊物放在家里了。母亲看见之后就火上心头。房子在她心中成了魔鬼。看到纸上的新房，她就想到小胖子要弃她而去。在装修房子的日子里，小胖子的心情被劈成了两瓣，一瓣是热的，那是新房给他的快乐；一瓣是冷的，新房给他派生出了无穷的烦恼。有几天时间，母亲老是在三更半夜吵人。小胖子第二天要上班，一吵，他就睡不着了，就往周雪梅那里跑，在她那里躲一夜。
这天小胖子很高兴，下午单位聚餐，发了三千块钱奖金，回家的路上给母亲买了一点零食。母亲在家没事时喜欢吃点小食品。每回发了奖金他都要给她买点东西回去。或者是给她钱，让她自己买。晚上，小胖子回去时，又看到母亲在玩上吊的把戏，一头套着脖子，一头拿在手上。小胖子急了，冲上去一把夺过她手中的绳子，从她脖子上取下来，说：“妈，你不玩这个好不好？”母亲怒目圆睁地看着。之后，母亲就伸出了手，狠狠向步胖子打去。说：“你给我滚！”
小胖子又挨了一巴掌，让他滚蛋。母亲在打过他之后，就关注起自己的手来。手心手背反复看。小胖子这才惊异地发现，母亲的指头上涂满了指甲油。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涂上了粉红色的指甲油，做儿子的比挨巴掌还难受。母亲认真地看着自己的每一个指甲，象是在检查油彩涂得是否均匀，更象是在观察它们打人的威力。母亲神情专注的样子，如同一个注重细节描绘的家。一股悲悯之气向小胖子袭来，他有些伤心地想：这个家里，有资格说滚蛋的应当是我，而不是你！可他能这样说吗？那是不能的。
小胖子强忍着疼痛，把屋里所有的绳子都收拾起来，怕她再玩。然后，小胖子拿起汽车钥匙，悻悻地走了。见不胖子拿着绳子出去了，母亲在屋里开怀大笑。
小胖子跌跌撞撞地赶到周雪梅那里的时候，周雪梅正坐在床上打毛衣。周雪梅背后靠着一个红色小方枕，小方枕被她圆润的身子挤压后，露出来的那只角圆鼓鼓的，变了形，象一个小气垫。在床头灯的衬托下，周雪梅的脸半明半暗，坐姿呈现出端庄的淑女气质。加上手上的毛衣，看上去更象是一个贤妻良母。这年头，没多少女孩打毛衣了。她们用不着打毛衣了。业余时间都花在了逛商店、美容美发和没完没了的夜生活上。精神消费成为她们的主导，打毛衣这样的手工劳动则属于上了年纪的下岗工人干的事情。可周雪梅不。周雪梅就喜欢打毛衣，自从小胖子认识她之后，她已经打了三件了。去年入秋后，周雪梅就给小胖子打了一件可以招摇过市的毛背心，小胖子自从穿上后就没有脱过。现在手头上打的是第二件。周雪梅是个精益求精的人，她在毛线的选择，款式的设计上，都注入了许多流行元素和先锋意识。毛线是春节期间专门从南京打过来。她曾经向小胖子宣称过：她要让小胖子穿着这件毛衣的时候，十个人看见，二十个人说好。要让他们从毛衣上看出品位，看出思想，看出生活的幸福与乐趣。这样，要求就高了，意义就大了，就跟他们的爱情合拍了。
70、难道自己真是孤儿的命吗
因为母亲，小胖子跟周雪梅闹了点小磨擦。他孤独地坐在车里抽烟。他想，难道自己真是孤儿的命吗？
此时，看着小胖子的突然到来，周雪梅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快的表情。周雪梅并非不欢迎他，而是觉得他有突然袭击的性质，想意外地发现一点什么。周雪梅看看小胖子微笑的面孔和起伏着肚子，知道他又受气了。
周雪梅说：“你怎么来时也不打个招呼？”
小胖子本来兴冲冲的，这么一问，心就凉了。他说：“怎么？不欢迎？”
周雪梅说：“不是这个意思。”她马上用了个转折语：“只是——假如我不在家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