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焦氏毕竟见过大世面，她一挑门帘出来，一边给儿子打水洗脸，一边不慌不忙地说：“儿啊，当男人就得拿捏起男人的样来，等你媳妇来请你吧。”
果然，张桂云挺着大肚子，眼睛红红地进来了，她说昨天夜里她的6个哥哥已经连夜把他们的家搬到厂里了。“你……怎么这样？日子不过了？”徐治国气得说不出话来，身强力壮身高1米68的张桂云一步跳到跟前，眼却看着徐焦氏，高声大嗓地说：
“过日子？这日子还怎么过？婆婆不像婆婆，儿子不像儿子，丈夫不像丈夫——徐治国，你说，你想怎么过？”
院子里的街坊邻居把徐家围得里外三层。婆婆和媳妇天生是冤家，所以媳妇们就点头的点头，帮腔的帮腔。这是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时候，院里铁扫帚队的老媳妇张大嫂带着红胳膊箍大喝一声：
“张桂云这是革命行动，这是向旧社会的恶习勇敢宣战了。打倒资本家的姨太太！打倒姨太太！”
在铺天盖地的口号里，徐焦氏从此灰溜溜关门堵窗不敢出门。
结果家就轰轰烈烈分了。从此徐治国两头跑，受不尽的夹板气。直到1990年，徐治国分了新房，一家人才团圆到一起。张桂云和徐焦氏却早已仇深似海，恨不得话都不说。
当然，这些故事是张桂云的一面之词，真实性有待考证。怎奈徐老太太对旧事讳莫如深，连她从小养大的大孙女徐海霞都问不出来。到老太太第二次中风时，又找了老保姆杏花，一家六口随着徐治国的官职往上升，房子越住越大。
1997年，福利分房取消前的最后一次分房，局里要分给徐治国东海路的高层公寓房，但老太太说她在老市北区住了半辈子，现在的房子座落在山坡上，从窗口可以俯瞰文革前她住过的小楼，这里千金难买，不搬。这一决策使张桂云至今耿耿于怀。总之，徐焦氏和她媳妇张桂云的战争一天没有停止过，不论住在哪里，30年如一日，丝毫没有改变。
徐海霞回来这天正是周末。张桂云下午早早地准备晚饭，再过一会儿，小闺女徐海燕就会带着她的大头儿子和她儿子的小头爸爸，浩浩荡荡回来吃饭。
伺候老太太的老保姆杏花也被张桂云叫过去择菜，一袋子芸豆还没择完，老太太就在叫唤：“杏花，杏花，快来！快来！”杏花跑过去一看，老太太张开嘴一阵干咳，动作夸张而狡黠。她把痰盂递过去吐完了痰，刚折回厨房，还没择两根菜，老太太在那里一声接一声“咳咳”地清嗓子，又是“杏花杏花”叫得山响。
“嗓子怎么又出毛病了？”杏花问，张桂云在厨房冷言冷语地说：“怕是心有毛病吧。”她撂下手里刮的土豆，一把就把芸豆袋子夺过来，把杏花推出厨房，斜着眼往老太太屋看了看说：“快别没事找事了。”
老杏花刚走出厨房，正赶上徐海霞失魂落魄地推门进来，几乎把她撞个趔趄。
“谁啊，谁来了？”老太太在屋里面大声叫。
“你的亲人来了，海霞回来了。”张桂云y阳怪气地冲里屋喊。
“快来，海霞，你干什么去了？怎么好几天不回来了，想死我了。”老太太还没说完，海霞就被杏花推进来了。
“海霞，你怎么了，怎么这么个气色？是不是病了？”老太太摸着她心肝儿的手说。
“乃乃，就那样，你不是说我从小是个黄脸蛋嘛。”海霞心虚地敷衍她乃乃，假装伸头往厨房看。她妈在那里洗蛤蜊，流水“哗啦哗啦”地和蛤蜊们冲撞着，“吭啷吭啷”地带着怨气。
徐老太太显然腰板直了起来，现在家里三比一，她胜。她说话也就硬朗不少：
“你不知道海霞，我这个有病的人，又不能出门，还净找事，真是给人家添麻烦了，还得看人家脸色，谁叫咱现在不能干活了哪。你说你也不赶快结婚，结了婚我就跟你住去，不用整天在这烦人了。”
“妈，你快别说这些话了，谁烦你了？这不是在给你做你爱吃的土豆熬芸豆，你牙不好，整天给你剁菜吃，还得怎么的？”张桂云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老保姆杏花也“是”“是”地点头，老太太更来了气，指着杏花说：
“你也变了心了。你走，你走！不用你伺候我了，我有海霞就够了。”
“妈，你这是说些什么，真是对你好也不好，不好更不好，你叫俺怎么着才好？”厨房里水龙关了，张桂云的声音格外的大。
“呜呜呜，海霞，你听见了，你说你快30了也不赶快结婚，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我跟你过，我还想给你看孩子哪。你看看你不结婚，让你妹妹抢在前头，连祖传的金锁你都捞不着，可称了那些人的意了，我想起这事就窝囊，这里的人心都坏了。”
老太太撕了块卫生纸擦鼻子，“噗”地一声就摔到地板上，斜着眼看厨房。厨房里鸦雀无声，老太太又“嘿”地一声笑起来，笑得肩膀头乱颤，露出胜利的笑容。
但好景不长，局势很快就改变了。门外响起了“噔噔”的上楼声，“姥姥，姥姥！”4岁多的琛琛先跑进来，后面跟着徐海燕和她丈夫丁文革。徐海燕一身亮丽的r白色套装，拎了个精致的咖啡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