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没回答，先喝了一口酒，52度的古应酒，让他呲了下牙，爸爸给她倒酒，“闺女，爸敬你一杯，今年你十六岁了，是个小大人了，以后好好照顾你妈。”
“爸，你不要岔开话题啊！”父亲瘦了不少，原本圆滚滚的啤酒肚似乎小了很多，或许是因为那层不可割舍的血缘关系，她忽然觉得有点儿心疼。
父亲还是没回答她，她剥着虾，舔着手指，尝着指尖那点儿鲜味儿，跟父亲说，“你要是还做那样的事，我以后就不见你了，我不想要这样的爸爸！”她绷着脸，有人说她模样严肃起来的时候，跟父亲很像。
后来父亲说了什么，她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两个人碰杯喝了酒，父亲喝酒上脸，整张脸红彤彤的，那双眼里似乎蓄满了泪，临走的时候还拍着她的头，“好好照顾你妈！”
她从那句话里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问他，“爸，你是不是又欠了高利贷？”
他没说话，拍了拍她的肩，“想什么呢！回去吧！”
父亲送她上楼。
那天她回去的时候，母亲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蹲在门口，冷风从楼道的窗户灌进来，带着彻骨的寒意，母亲的脸上似乎布满了霜，在楼道的白炽灯光下，显得惨白惨白的。
看见她，一把把她搂进怀里，“去哪了？你要吓死妈啊！”
大年夜，母亲前一天还是没能买到票回来，高速路也封了，好不容易才找了一家汽运的货车，窝在货厢里一天一夜，赶着回来和她吃一顿年夜饭。
可似乎，看到了并不想看到的东西。
她心虚极了，又觉得愧疚，支支吾吾了很久，才跟母亲说了和父亲去吃饭的事。
父亲脸色很僵，没说话就走了，她看着父亲离开的背影，看着母亲惨白惨白的脸色，觉得难过又无力。
那夜母亲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夜很深了，两个人就着浓重的夜色吃了年夜饭，母亲一直很沉默，用深口的玻璃杯喝酒，一大杯灌下去，眼泪几乎同时涌出来，恨铁不成钢地骂了句，“贱骨头！”
只那么一句，又不说话了，后来吃完了，两个人去睡觉，关了灯，她和母亲睡，把冰凉的手脚放在母亲温热的肚子上，像小时候那样，然后小声地跟母亲道歉，“妈，对不起。可是……你们就不能和好了吗？我觉得爸爸知道错了。”
母亲摸着她的头，“有些东西会变，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一个人的脾性，是很难轻易改变的，你看着他一时心软，他会变本加厉的。”
她固执又单纯地认为是母亲的偏见，“他真的看起来很可怜！”
母亲很长很长地叹了口气，黑暗中揉着她的头发，说了声，“睡吧！”
过了几天，有人带了消息，父亲要被人砍掉一根手指，他欠了高利贷，利滚利，没钱还。递消息的人很急，“唐姐，你去看看吧，真要砍，那些人都拿着刀呢！一个个都可凶了。”
应城那时候有不少地下赌场，跑场性质的，往往设在民居里，隔几天换个地方，有人望风，警察头疼的很。
唐瑶妈妈最终还是去了，过年的气氛还很浓，到处是鞭炮声，欢笑声，噼里啪啦，嘻嘻哈哈，可那天唐瑶和母亲的心情都很沉重。
母亲走之前摸了摸唐瑶的头，“这就是个无底洞，你怎么摊上了这么个爸爸！”
语气里没有埋怨，只剩下无奈。
她是硬跟着母亲去的，杨镇一个人口不过千的村子，主路上黄土飞扬，夜里，隔一段路就有一个拿着手电筒的人站着，领路的人说这是雇来望风的，一个晚上二十块钱，防条子。
终于到了，一家二层小楼，灯火通明，门口延伸的一条街上，停的都是车，唐瑶粗粗地扫了一圈，还有宝马，和奔驰，不少豪车，她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母亲让她在门口等着，领路的说，“没事，进去吧，门口更不安全。”
母亲就没再强求，只紧紧地拉着唐瑶的手。
院子很大，有人蹲着说话，有人拿着棍子靠在墙上抽着烟，眼神警惕地看着院子里进进出出的人，领路的人小声说，“别闹事，这些人下手可是很狠的，上次有人闹事，被一棍子打断了腿，当场跪在地上，起都起不来。”
母亲握着唐瑶的手更紧了，担忧地看了一眼她，似乎是有点儿后悔带她来了，而唐瑶只是紧紧地回握了母亲的手，庆幸自己跟来了。
屋子里有一个很长的方形桌子，他们在玩推牌九，还有骰子，有人坐庄，有人钓鱼，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抽着雪茄，身后跟着保镖一样的男人，提着装满钱的手提箱，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点钞机，赢了钱，保镖用很长的带钩子的棍子捞过来，然后放在点钞机刷地过一遍，然后再装箱。
满屋子都是雪茄浓重的烟味儿，谁能想到一个小村子里会有这样的场面，跟那些年流行的香港警匪片里的场景差不多，带着股让人颤抖害怕的气息。
唐瑶第一次见到赌场里的爸爸，电视里演的，好赌的人都像个神经质一样，可其实没有那么夸张，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正常，赢的人含蓄的眉开眼笑，输的人皱着眉头，不动声色地加重注码，焦虑地紧紧盯着牌，只是一不小心就输得要脱裤子，边儿上有专门放高利贷的，不用担保，只看脸熟不熟，直接给现金，很大的箱子，里面都是钱，红红的钞票，带着诱惑人的颜色。
爸爸坐在边儿上，没有她想象的被人